中共党史的篇章里，西路军的名字几乎与“悲壮”二字形影不离。1936年十月，以红四方面军为先锋，超过两万精锐的战士们，毅然决然地跨过黄河，从此被尊称为“西路军”。在这场持续半年的惨烈战役中，该部队在河西走廊的沙场上，英勇拼搏，直至几乎全员英勇捐躯。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留存之部分领导同志时，曾指出：“红西路军之所以遭遇挫败，根本原因在于张国焘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他违背中央的正确方针，对国民党反动势力心生畏惧，亦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怀忌惮，未经中央批准，私自率领部队渡过黄河，意图前往西北地区寻求庇护，妄图占据一方土地，自立为王，以图在中央面前搞独立。然而，这条错误的道路，注定会走向失败。”这一结论成为未来数年的基调。
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之后，那些过往讳莫如深的史册篇章，如今正以其全貌之完整、内容之清晰，逐渐展现在后人的视野之中。
西渡黄河
1936年6月1日，粤军军阀陈济棠携手桂系领袖李宗仁及白崇禧，共同发起了对蒋介石的军事挑战，从而引发了一场历史长河中的重大事件——“两广事变”。
中共洞察敏锐，紧紧把握住了“两广事变”这一突发事件的特殊历史契机。“鉴于蒋介石在处理‘两广事变’时显得力不从心，中央果断决定将西北地区的发动计划提前部署。”随后，中共火速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迫切希望获得苏联的武器支援。“河西计划”提交至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但反对红军进入新疆。援助物资将优先沿宁夏方向输送。共产国际方面对红军进入新疆境内可能引发的后果表达了忧虑。盛世才引发的政争此起彼伏。
八月，红二、红四方面军抵达甘南。在此之前，中共方面已与张学良将军就战略部署进行了深入磋商。因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在甘南地区暂时驻足。多年后，徐向前将军在其回忆录中透露：“直至我们踏上甘南的土地，方才得知党中央与张学良将军曾共同策划了一项周详的战略部署。”
国内局势跌宕起伏，近期更是迎来了一个关键转折——蒋介石娴熟运用分化之策，未费一兵一卒，至8月底，“两广事变”便已和平收场。此举使得蒋介石得以将战略重心转移至西北，部署“通渭会战”，再次对红军构成了严重威胁。
10月22日，蒋介石抵达西安，亲自坐镇指挥，下达强硬指令，命令东北军与西北军并肩作战，共同承担起“剿共”的艰巨任务。面对紧迫的战局，当日，徐向前与陈昌浩火速向朱德、张国焘发出军委紧急电令：“30军已于23日成功渡河。”紧接着，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的第九军也顺利地跨越了河流。与此同时，31军正紧张地筹备渡河事宜。胡宗南部队向北推进，彭德怀建议“暂缓渡河”，鉴于红31军已抵达河畔，最终决定撤回以阻止敌军进逼。此时，负责警戒与守护船只的重任落在了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身上，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的关麟征部队正迅速逼近。在这种形势下，朱德与张国焘共同下令，红5军全体人员亦需立即乘船渡河。
血战河西走廊
在红军渡河战役的关键时刻，蒋介石迅速任命青海军阀马步芳为新二军军长。马步芳，时任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指挥麾下部队对红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我所面临的敌军阵容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以及渡河的红军主力，总兵力约为2.18万人。然而，我们遭遇的敌人兵力竟达12万余人。
近日，共产国际的局势再次遭遇起伏：11月3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一份紧急电文，宣布原计划由外蒙古（即宁夏地区）提供的武器援助将进行调整，转而用于支持新疆。与此同时，驻守在河东的红军部队未能有效抵挡住敌军的猛烈进攻。面对如此紧迫的局势，中共中央于1936年11月8日秘密制订了一份名为《作战新计划》的战略部署。在此计划中，中共中央对红军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将其划分为南路军与北路军，分别承担起突破敌阵的关键任务。这一决策实质上标志着中共中央决定放弃陕甘地区，转而准备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开启新的长征之旅。
第五军的军长一职由董振堂担纲，政治委员一职则由黄超执掌大旗；第九军的军长之位由孙玉清坐镇，政治委员的职责则落在了陈松海的肩上；至于第三十军，暂代军长之职的是程世才，而政治委员则由李先念担任。
鉴于宁夏战役的暂时搁置，中央军委特发函件，就部队是应东撤还是继续西进征询意见，并就渡河部队的具体想法进行了询问。徐向前将军坚定地坚持着独立攻克新疆的决心。西路军的将领们对此西进战略亦普遍表示支持。然而，西路军的战士们对此尚蒙在鼓里，中央军委实际上已放弃宁夏战役的部署，转而开始筹备向黄河以东的战略转移。11月19日，徐向前将军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文中明确指示：“要求我们暂停西进，于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在这片荒芜的戈壁与沙漠中建立根据地，实属不切实际，心中不禁充满疑虑与困惑。”11月24日，我草拟了一份紧急电文，旨在向中央汇报当前的实际情况，并恳请重新审视西路军的行动策略。然而，中央的回电依旧坚持要求西路军坚守原地。
数十载时光匆匆流转，此谜团始终在徐向前心中挥之不去。直至暮年，当他审阅那份《作战新计划》之际，才豁然开朗。原来，中央的高瞻远瞩，实则是在精心布局一场旨在迷惑敌方的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地区的会师之计，旨在牵制蒋介石的军队，巩固黄河防线，进而为河东红军主力向东或南方向的战略大转移，营造出有利的战略条件。
东进与西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突然爆发。中共原本预期，蒋介石的势力将遭受严重打击，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紧接着收到了对西路军下达的“远征开路”的新指令。西路军随即开始筹备西征的相关事宜。12月22日，中央再次发出电报，命令西路军东归，以支援张学良、杨虎城对南京政府的抵抗。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政治岁月里，时局变幻莫测，风云际会。12月25日，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的姿态落下了帷幕。中央军委随即发布了新的指令：“西路军应继续——履行西进的战略使命。”
令人倍感惊讶的是，仅仅数日过后，形势又出现了新的转机——1937年1月5日，西路军接到了新的指令：“迅速在高台、临泽两地集结，暂时中止西进。”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命令，我们心中充满困惑，即便经过反复思量，仍难以确切领会其背后的意图。一方面，未经中央明确指示而擅自继续西进似乎并非明智之举；另一方面，停滞不前又使得我们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我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向传记编写人员坦露了这份困惑。
徐向前未曾预料到，战局竟再次掀起了波澜。蒋介石重返南京之后，竟然再次将张学良拘禁，并迅速集结了四十个师的强大兵力，蓄势待发，意图对西安发动攻势，使得河东地区的局势再次紧绷。与此同时，中共的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的顾祝同正在紧张地进行谈判，中央方面因此期待西路军能够暂时放缓行动，静观事态的发展。
迫于无奈，西路军只得再次暂停西征的步伐，从而错失了那至关重要的最后机会。
最后的战役
1937年1月28日，西路军顺利完成了集结。彼时，倪家营子地区汇聚了超过一万人的队伍。正是在这一区域，西路军的英勇战士们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持续四十昼夜的激战。
2月13日，西路军军委会向中央紧急发出电报，对气温持续攀升表示深切关注，并诚挚地恳请将部队调遣至西宁大通地区，以便展开相应的军事行动。
数日之后，他们收到了一封由中央书记处与军委主席团联名签署的电报，该电报明确了对西路军撤离青海大通及西宁地区的决策表示反对。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严峻局势下，西路军的处境愈发岌岌可危。面对这一危急关头，徐向前多次向中央紧急汇报情况，迫切地恳求火速派遣援军以支援西路军。2月21日深夜，西路军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电文明确指出：“务必捍卫党和红军的荣誉旗帜，在逆境中坚韧不拔，探索通往胜利的道路。”紧接着，2月24日，徐向前与陈昌浩再次紧急发出电文，向中央再次请求援助。仅隔两天，中央便迅速作出回应，下达指令要求他们“坚守阵地五十日”。
“我们绝不能就此止步，必须重返中央，坚决捍卫我们应得的权益！”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感慨道：“他所追求的，仅仅是厘清西路军战败责任的归属问题。”
重组后的红三十军残部，成立了左支队，由李先念和程世才这两位卓越的将领携手指挥。他们在祁连山脉的苍茫雪峰与剔透冰川之间，展现出不屈不挠的意志，奋力前行。4月29日，历经重重磨难，他们终于抵达了新疆与甘肃的边界——星星峡，与盛世才派的接应部队成功汇合，并接收了空投的武器、弹药和补给物资。
徐向前的回忆录中，留下了西路军败绩的记载。这支部队孤立于战线的边缘，肩负着未知的使命，徘徊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在兵法之中，这正是应当竭力避免的忌讳。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与之相反。
众所周知，西路军的逆境始终如影随形，难以摆脱，深刻烙印在徐向前与李先念的心中，演变成一种难以抚平的隐痛。
《共产党员》2009年16期
（第二篇）
陈昌浩晚年时光
访孟力
作者｜冯亚光
陈昌浩早年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两度踏上苏联的土地，肩负重任，担任红四方面军与西路军的总政治委员。孟力自幼在延安的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1965年7月，她与陈昌浩喜结良缘。在那个既波澜壮阔又动荡不安的年代，孟力始终紧随陈昌浩的步伐，与他共同走过了生命的晚年。他们不仅是相互扶持的伴侣，更是并肩作战、共度难关的战友，共同抵御了重重困境，经受了苦难的洗礼。
2005年10月，我有幸步入北京的红霞公寓，拜访了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麻琨同志，并与孟力女士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她饱含深情地追忆起陈昌浩将军生命终结之际的点点滴滴，她的讲述生动感人，至今仍让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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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冯亚光与孟力，携手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麻琨，于孟力府邸共同留下珍贵合影。从左至右，依次排列。
为何延安关键“密电”事件在报道中未曾出现任何描述？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澜中，街头巷尾充斥着大字报与小字报，标语如织，无处不见“密电”这一议题被频繁提及。造反派便借这一热点大肆炒作，捕风捉影，任意放大事态，对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进行无休止的围攻与逼供。三军造反派以及全国各地的势力，纷纷在三座门设立据点，全力以赴地挖掘所谓的“军内走资派”。徐向前财贸系统的造反派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对李先念展开了激烈的揪斗。而针对陈昌浩的批斗与逼供，造反派更是手段残酷无情。
陈昌浩严肃地对孟力说：“有关‘密电’一事的争议，造反派一直在深究，但我和徐向前同志并未亲眼见到所谓的‘密电’。这类传言纯属无稽之谈，岂能轻率信从？他们指责我试图为其脱罪，企图助其逃避责任，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昔日，陈昌浩因涉嫌“密电”事件，其罪行似乎触及生死边缘。孟力对此事深感忧虑，急切地想要揭开真相。她坦率地质问昌浩：“张国焘所发出的密电究竟有何内容？此事背后究竟有何秘密？”
昌浩提出疑问：“指挥所没有收到那封电报。既然这封电文是张国焘直接发给我和徐向前的‘秘密电报’，为何我们俩都没有收到？按照惯例，‘秘密电报’应由接收者自行解读，我本人还未查看，其他人又怎能得知其详细内容？”
“昌浩同志，一同携手，奋勇北上吧！”我充满激情地答道，“正是如此，正是如此。我和向前同志早已暗中商定，将随中央一同北上。目前，我们正全神贯注，紧张有序地筹备渡河事宜，正加紧打造船只，以便顺利横渡。预计在三四天之内，我们便能妥善安排过河的同志。届时，我们将立即出发，向北挺进。”
“红军岂可自相残杀！”我郑重地发出命令，严令许世友与王建安停止射击，并敦促他们立即赶往指挥中心参加紧急会议。许世友似乎尚未充分理解我的意图，仍旧在询问是否能够开火。我愤怒至极，情绪激动到极点，甚至将电话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当时，徐向前与先念在场，警卫员也始终陪伴在侧。
“传言中并无机密电报。假如张国焘确实曾发电报企图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构成威胁，我们岂能无原则地屈服于他？假设所谓的“密电”确实存在，那么在张国焘的背后，是否真的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图谋？深入考察，当三军团与毛泽东远离我们并保持高度警惕时，我们为何没有抓住这个时机采取行动？这不正是实施所谓‘阴谋’的最佳时机吗？这个关键问题足以揭示事件的真相。“张国焘应承担主要责任，而你和向前同志只需进行自我反思，不必在大会上公开检讨。”
“红四方面军与西路军的战友们，在沙场上英勇地抵御着敌人的侵略，他们不仅是党的杰出同志，更是无畏的战士。鉴于对历史真实性的坚定维护，我无法满足你们的这一请求。”
每当那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片段重新浮现在心头，我的内心便不禁涌动着无尽的哀痛。
那是一个春意盎然的午后，1967年的时光在中国科学院北郊大楼食堂门口停滞。一纸醒目的大字报，赫然映入众人的眼帘，一时间，人们纷纷驻足，好奇地围了上来。标题直言其事：“陈昌浩，西征途中的叛逃者。”孟力心头一震，他费力地挤进人群，急切地阅读着字报的全文。大字报揭露了令人震惊的事实：在西征的艰难征程中，面对敌军的重重围困和险象环生的困境，本应肩负军政委员会主席重任的陈昌浩，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背叛，弃军而逃。他与副主席徐向前，竟置广大战士的生命安全于不顾，擅自丢弃军队，擅自逃离……
孟力心头笼罩着深深的疑云与不安，步履蹒跚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她的内心焦急不已，迫切地想要知晓昌浩究竟遭遇了何等变故。然而，晚餐过后，昌浩仍旧音信全无。她的心情愈发沉重，忧虑昌浩在遭受批判之后，心脏病再度发作，是否会在街头突然倒下。1952年，在党中央的批准下，陈昌浩从苏联归来，全副身心投入到党的伟大事业之中。在党的八大期间，他召集了国内最杰出的翻译人才，迅速将大会文件翻译成多种语言。为了争取时间，他日夜兼程，连续作战，但终究因为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死，病情危重，不得不卧床休养长达八年。
孟力于朝阳门畔心绪不宁，目光凝视着那扇敞开的大门，每一秒的等待都让时间显得格外漫长。当夜色降临，九点的钟声悠扬响起，昌浩步履蹒跚地走进庭院，孟力立刻下楼搀扶，紧张地询问：“您哪里不舒服吗？难道是心脏出了问题？我们赶紧去医院吧。”昌浩却轻摇手，表示无需担忧，轻声说道：“不用去医院，家里抽屉里就有药，和医院里的一样有效。”服药之后，昌浩倚靠在桌边，身体疲惫得几乎无法动弹，双目紧闭，仿佛已经沉入梦乡。
他陷入沉思之中，难以明辨那究竟是沉思的深邃，抑或是痛苦的侵袭。孟力不知为何，突然按下了快门，或许是想捕捉对方情绪平复后的这一刻，让他得以细细回味。然而，他未曾料到，这一幕竟成为了他永恒的定格。
昌浩稍事休憩，精神面貌得以稍作恢复。他缓缓地向她娓娓道来：“近期，那些造反派对我提出了种种令人费解的指控。他们诬陷我涉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叛徒行为，或是与苏联暗中勾结，沦为通敌的间谍。更有甚者，将长征途中的‘密电’疑案也归咎于我，以及在西征途中的逃兵之嫌……”
孟力持续追问：“今天我经过单位食堂外，发现一块醒目的大字报，上面谈到了西征路上的逃亡疑点，这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随着1936年十月行将落幕，依照中央军委的指令，我和徐向前同志着手开始策划宁夏战役的部署。我们指挥红四方面军总部及五军、九军、三十军，渡过黄河，向西方挺进。然而，战局的发展却使得中央军委撤销了宁夏战役的原定计划，转而指令渡河部队组建西路军，并任命我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同志则担任副主席。西路军虽然人数超过两万，但成员多是从激战中未曾休整的部队，其中有一千余名伤病员和一千四百余名女战士。河西走廊地形崎岖险峻，南接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脉，北连广阔的沙漠和险峻的山岭，人烟稀少，村落零散，难以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扩充兵员也非易事。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严峻形势，西路军的全体将士以血肉之躯英勇奋战，勇敢抗击敌军，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并主动出击，共歼灭敌人两万五千余人。然而，我军的伤亡同样惨重。
最初，西路军肩负的使命是“远征苏联，寻求支援”。然而，西安事变的意外爆发，使得军委不得不调整战略，以支持河东战事。在此背景下，任务频繁变动，行军路线时断时续，方向模糊，时而东进，时而西撤，西路军逐渐失去了战场主动权。敌军趁机利用西路军的弱点，越发猖獗地部署了对我们的全面围剿计划，不断增兵，对我军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猛烈的攻势。在连番激烈的战斗中，西路军最终仅余数千人，被敌军围困于严寒的雪山之中。
趁着敌军对捕获我和徐向前同志的急切渴望，他们纷纷张贴高额悬赏告示。我们则借此良机，巧妙运用反间计，成功将徐、陈二人生擒。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决定让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撤离部队。此举旨在：一方面，降低我军成为敌方主要攻击目标的概率；另一方面，返回中央，汇报当前战况。我们紧紧把握这一有利时机，军队分三路发起了突围。在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的指挥下，千余勇士成功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并将四百余名经验丰富、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安全护送至新疆，最终与他们会合，一同返回延安。
昌浩声音低沉，沉重地述说：“西路军的巨大损失与败绩的成因错综复杂，作为领导者，我所承担的责任尤为沉重。每当我回顾那段悲壮的历史，内心便充满了无尽的悲痛！对于那些英勇捐躯的战友，我怀抱着深深的愧疚之情！”言辞间，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孟力强强忍着内心的剧痛，递上一杯澄澈的泉水，并以柔和的语调安慰他，叮嘱他务必细心调养身体，蓄积充沛的力量。
“杰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
1967年7月26日午后，昌浩急匆匆地回到家中，紧接着向孟力叙述道：“在回程中，我见证了……”彭德怀与张闻天不幸被造反派扣押，头戴醒目的高帽，胸前挂着醒目的牌子，被迫乘坐庞大的卡车在市井中公开展示，这情形宛如重现了往昔对待不法地主的场景。对党内高级干部的这种污名化行为，实在太过分了！这难道不是在损害我们党的形象吗？
昌浩的声音低沉，透着一抹哀伤，他的话语中蕴含着几分深情：“彭德怀、张闻天同志对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们所犯的错误已得到明确的界定，属于党内分歧。然而，如此对待他们，实在是太过残忍！”他紧贴着沙发边缘，泪水沿着脸颊悄然滑落，痛苦的情绪显露无疑。他屡次抬起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孟力细腻地察觉到了昌浩情绪的波动，深知他内心深处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忧伤与苦痛。她对昌浩的关切如同一波接一波的汹涌波涛，坚持要陪伴他一同前往医院。然而，昌浩却坚决地拒绝了她的好意，语气坚定地答复道：“我必须按时前往单位接受造反派的批斗，若我缺席，他们将闯入我家对我进行揪斗；即便我身处医院，他们也会强行将我拖出去，指责我装病，反对运动。我不得不携带少量的药品，即便带着药，有时也难以吞咽；办公室拥挤到了极点，以至于门几乎无法开启。”
1967年7月29日，对孟力来说，是个难以忘怀的日子。午后的阳光透过门缝，映照着昌浩那略显佝偻的身影，他步履艰难，低着头缓缓步入家门。显而易见，他刚经历了批斗的残酷，脸上满是难以言说的痛楚。孟力立刻上前搀扶，焦急地关切道：“您的胸口不适吗？”昌浩长叹一声，语气中满是无奈：“连续的批斗，拳打脚踢，我恐怕真的支撑不下去了。”
他的声音低沉而饱含深情，难以掩饰的忧虑在他的话语中流露：“孟力，我的心脏病愈发严重，药物似乎已经无力遏制这病势，恐怕难以治愈了！”她焦急不安地回应：“快，立刻带我住院治疗。”但他坚决地摇了摇头，不愿前往，解释道：“一旦我住进医院，那些造反派便会将‘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强加于我。”他深吸了几口气，继续说道：“如今医院也陷入了混乱，若他们知道我是被审查和批斗的对象，恐怕会被赶出院外。我先服用些药物，好好休息，待情况明朗后再做打算。”孟力为他服下药物，急忙扶他躺下，多次劝他进食，但他却拒绝了。她心想，让他休息片刻或许会有所好转，于是便不再打扰他。
昌浩历来在破晓前五点就醒来，这样的作息规律已维持数年，他从没错过。但今天，他迟了半小时，仍沉浸在梦乡。孟力悄无声息地走进房间，发现他安详地躺在床榻上。她轻轻触摸他的额头，没有发现异常热度，轻轻推他，却毫无反应。呼唤他的名字，他似乎未听到，即使提高音量，他也不为所动。她焦虑地摇晃他，昌浩依旧沉睡不醒。天哪！难道昌浩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
孟力焦急万分，迫切希望将昌浩送往医院救治。然而，自“文革”爆发以来，电梯已经废弃，无人问津。她立刻向邻居——昌浩的旧友求助。在郭述申同志的子女们齐心协力的支援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昌浩从楼中缓缓移出，送往北京医院接受紧急救治。尽管医生们竭尽全力，最终还是未能从死神手中将他夺回。昌浩最终还是离她而去了。
陈昌浩，历经烽火与生死考验，虽未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英勇献身，却不幸因“四人帮”所推行的极端左倾路线之打压而英年早逝。心中满含悲愤，他终究未能留下片言只语，便在无声中离我们远去，与亲人、战友和同志们永别，告别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与祖国，带着无尽的冤屈离开人世。
在昌浩不幸离世之际，孟力及其子女不幸成了牵连之人，家中财产被尽数查封，人身自由也遭遇了严重限制。全家因被怀疑为苏修特务，历经了一年的隔离与审查之苦。
孟力，这位从延安归来的同志，坚信党中央定会对昌浩同志的历史问题作出公正、客观的判定。在1972年至1979年间的七年里，她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邓小平等政治局常委的众多中央领导同志致信，一方面详尽地向党中央汇报了昌浩同志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迫害实情，另一方面恳请中央对在“文革”中强加于昌浩同志的不实指控，给予实事求是地澄清，并为其恢复名誉、昭雪沉冤。
1979年10月5日，胡耀邦同志正值执掌中组部重任之时，她亲自携带着相关文件，应约前往与耀邦同志会面，并向他详尽叙述了“文革”期间昌浩同志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悲惨遭遇。在谈话过程中，她真挚地向党中央恳切请求为昌浩同志平反昭雪。
在繁忙之际，耀邦同志亲自接待了她，并耐心地倾听了她的详尽诉说。他对孟力同志温和地指示：“孟力同志，你递交至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件，已妥善转交至中组部处理。你所提及的‘文革’期间昌浩同志的专案问题，中组部将予以重新审查。至于昌浩同志的平反昭雪事宜以及追悼会的筹备工作，都将按照计划有序推进，请放心静候佳音。”
198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隆重召开平反昭雪大会，以表彰陈昌浩。在悼词中，中共中央高度评价陈昌浩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孟力凝视着那份悼词配资头条官网，泪水无声地滑落脸颊。在那幽深的九天之际，昌浩得以安详地合上了他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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